一代宗师，风范永存

吕叔湘先生与世长辞了。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一直因病住院治疗。不久前我去协和医院探望，见到他以九十四岁的高龄在病床上还手不释卷，认真读书，深为感动，同时也感到有些宽解，以为他的病情好转，或许能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不料四月九日噩耗传来，吕先生竟永远离开了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人无不深感悲痛，为我国学术界失去这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哀悼。

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七十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在语言教学和语言学研究的领域内开拓耕耘。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蜚声海内外，为世人所公认。他学贯中西，具有十分渊博的学识和很深的文化修养。他长期的辛勤学术探求取得了丰盛的收获，堪称著作等身。从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叔湘文集》六卷和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八卷本《吕叔湘全集》，就可以看出他为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一般语言学理论、汉语语法、汉语方言、汉语史和古代汉语、近代汉语、汉语和外语对比、对外汉语教学、语文教学、文字改革、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许多方面。这些论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语言学宝库，对语言学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吕先生为后世留下的这份宝贵的学术文化财富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视的。

但是，我觉得不仅要学习和继承吕叔湘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科学的治学精神，要努力向他学习怎样做学问，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吕先生的道德文章受到学术界普遍的景仰，无论在做人和做学问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吕叔湘先生治学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贯信守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倡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实验。1986年，他在首届青年现代汉语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书面发言的题目就是《实事求是》。他教导青年学者，进行研究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而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并不容易。他说，“以研究工作而论，‘实事’就是要掌握材料，材料要可靠，并且要尽可能全面……‘求是’就是找出规律。”他认为，在语言学的研究中，理论来自事例，而事例则来自观察和实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事实、也就是材料决定理论，而反过来正确的理论又能引导人们去发现事实。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很好地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他自己在科学研究中身体力行，花费很大精力搜集和发掘语言资料，不仅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而且十分注意从现代生活、特别是口语中去吸取资料，因此他的学术著作有着十分坚实的事实基础，既有高度的科学性，又富有生活气息。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的治学原则为“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这种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严谨学风，正是当今我国学术界最需要的东西。

借鉴和批判地吸收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用来研究和探索汉语的特点和规律，以解决汉语的问题，是吕叔湘先生治学的又一特色。吕先生早在30年代留学英国，曾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等著名学府学习，十分熟悉西方各学派的语言学理论，后来在长期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也一直对国外语言学的新发展极为关注。这使他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思维。但是，他反对生搬硬套外国的语言学理论，始终把外国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的工具，强调外国的理论必须结合汉语的实际。由于吕先生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献根基和传统小学功底，因此他创造性地把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汉语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有的同志认为，吕先生的汉语研究是中国小学传统与现代科学精神的结合，是中西方学术相结合的典范，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作。我想，这样的评价吕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吕叔湘先生曾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现在活跃于我国语言学界的不少学者都出自他门下。他对后辈总是满腔热情，诲人不倦，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对他们寄予厚望。他曾不止一次地和我谈到培养学术接班人的重要，并且积极推荐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学者，对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对年轻同志的要求是严格的，亲自动手帮助改文章，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但在同他们的交往中却平易近人，尊重不同意见，发扬学术民主，从不以权威自居。更令人感动的是，早在1983年他就捐献出多年的积蓄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专门奖励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绩的青年学者。吕先生自己做了一辈子学问，取得了那么高的学术成就，享有国内外崇高的声誉，但他更关心的是整个语言学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倾注许多心血来培养下一代，殷切地期望他们能早日脱颖而出。这种甘为人梯、促进科学研究的精神，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